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罪恶。而人类却臣服于一种叫做Compassion Fatigue（同情疲软）的东西，只有设身处地，才能体会对方的甘苦。
人类总是自命崇高的，以地球上其他生命难以企及的高度文明作为资本，肆意进行着生杀予夺。甚至是同类，也由于形态、语言、地域甚至是职业乃至收入的差异，被划归为三六九等，并因此上演着一出出至今仍未完结的暴力连续剧。
他们从来都不会惺惺相惜。对于人类而言，种族的隔阂与生俱来。所谓的世界大同只是一块简陋的遮羞布，风一吹，就看到下面的丑态。
《第九区》中，男主角Wikus站在焚烧大虾（外星人）胚胎的火海前说：“声音听起来像爆米花，噼啪、噼啪。”他脸上挂着戏谑的笑容，仿佛一个恶作剧的男孩在邻居的窗前烧着垃圾。
“他们很难沟通”， “他们智商非常低并且民风彪悍”， “我们跟他们说话要尽量小心”……一位女士在镜头前言辞凿凿：“它们什么都抢，你脚上的运动鞋，手机，你身上的一切它们都抢，然后杀掉你！”在他的身后，却是一位大虾像拾荒者一样蒙头翻着垃圾。
影片中这些晦涩隐喻所绘制的画面其实早已刻入了我们的大脑沟回，镜头前人们的言论、表情、以及行为，带着嘲讽和鄙夷，甚至近乎冷血–相似的情节与对话，每时每刻在我们的电视新闻频道中不知疲倦得重复着，共同在从未存在过的District 9组成了一片毫无希望的，污秽横流的，罪恶滋生的难民营。
“如果它们是从国外来的，那我能理解，可它们甚至不是这个星球的。”市民们为自己辩护着。对异族的非人类化处理–或者说对”异族”的”异类化”，让杀戮可以残忍得心安理得。
于是便有了欧洲人对印第安人大肆杀戮、德国人会对犹太人种族灭绝、日本人在中国犯下兽行。
人类在生存本能上衍生发展，所以它免不了对异族的防备和野心，以及对异类无法克制的恐惧。而这些无法消除的种族隔阂之下则暴露的是人性的贪婪而怯懦。
在影片中，Wikus不幸成了验证人类本性的导火索。与《变形记》的格里高利不同，他的感染与进化突如其来，却要经历72小时的漫长过程。这72小时里Wikus暧昧而孤独，痛苦于无地，脚踩边缘，摇摇欲坠。
德波顿的《身份的焦虑》中写道：每个人的内心，潜藏着对自身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。Wikus的存在就在阐明”我竟非我”的困惑。他即将成为少数，逐渐孤立在几个多数之外，自我的认定的激烈冲突，让他迫切地乞求认同和帮助。而他曾经的同胞对他的变化表现出却是人类赤裸的自然属性。他的新身份有着特殊的意义，这种意义冲破了他作为人的特性。对于普通人，那是传播感染病毒的可能，并最终成为愈演愈烈的集体无意识的恐惧；而对MNU，以及背后的追求权力及利益的人来说，他身上充满了科技效益，而这种科技效益归根结底来自于巨大的经济效益。于是他沦为纯粹的科学实验品，而非带有众多人类本质（如人权）的一个生物体。
最终极大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混合在一起，得到了爆发，于是角色转换，他开始放低人类高高在上的视线，来到了他曾经嗤之以鼻的District 9，睡在垃圾堆里，咽下腐败的食物。
在此同时，他对身边的外星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，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迅速和彻底的，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。他在长时间里仍然完全的不信任身边这些肮脏的”低等生物”， 然而，最终的希望即将破灭，他却发现这些外星生物同样拥有和自己一样的生活追求。于是，他成为了权力的反抗者。他义无反顾，手握尖端武器，为了大虾们以及未曾消除的希望的余烟，向自己曾经的同胞扣动了扳机。
丑恶消亡了，它像是侵袭而来的黑暗，席卷了我们的精神花园，但有些人性迷人的地方在于，有些温暖它从来不会被黑暗湮灭。譬如爱情。
Wikus握着一张照片，脸上是不作掩饰的炫耀神情：“这是我的妻子，他们都说她像个天使。”照片中的女人微笑着，恬静而温暖。这样的温馨让他在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仍然希望能够依靠，他曾用残存着人类特征的右手，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，苦苦哀求不要放弃自己，理由牵强而无力：“不要放弃我，因为我还没有放弃你……”
电影的最后一幕，他的亲人们说：“我们当他已经死了”。悲恸的神情中分明带着一丝狠绝。而年轻的妻子却手捏一朵金属制成的玫瑰花，满含希望的目光飘向远方：“我知道，他还在，这一定是他送来的。”
那只大虾未曾离去，他坐在炎热的废墟中，安静的折着一朵金属玫瑰。
某个瞬间，在他恶心的脸庞上，好像有了一丝熟悉的神情。却只是一晃而过的失神。他脸上触须蠕动，仿佛想说些什么，半天，颓然的低下头，握住那朵仅存的玫瑰。
虽然它是冰冷的金属，并源自垃圾。但它毕竟是一朵玫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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