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罗场

 

“再见，我们广州再见。”年轻男子最后一笑，黑白分明的眼眸中闪过几点光亮，停驻在他略显黝黑的脸上，然后，再也没有消散。

我站在原地，目送我的“同盟军”走过马路，他的手被他身材纤细的女友紧紧挽着，两个人的身影渐渐隐没在重庆忽明忽灭的霓虹中。

眼眶突然有点温热，就像是拨到没人接听的号码，陷入丧失联络般的恐慌。突然意识到，这位在实习的两个月来，和我同甘共苦，一起挣扎在梦想与现实的巨大缝隙中的朋友、伙伴亦或是盟友，也许就要这样离开，而在生命的下一站，我们将不再同路。

他决定要不再实习的那个下午，在电话里对我说，没关系，我们总会相见，在我们理想的南方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如同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姿态，在坚定而持久的光环下一贯的淡然。

这个中山大学毕业的“天之骄子”，为了一个与他本专业毫无联系的有关记者的职业理想，从广州不远千里地来到重庆，企图用自己的皮肤触摸到新闻在中国社会仅存的温暖。然而，却不慎坠入了现实的冰窟，他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原来在中国，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这个头衔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记者。喉舌、有能力无道德一族，或者是“新闻商人”充斥着这个本该纯洁的领域。他们不懂得怎样把所见所闻化作利剑，刺入社会的惯性思维核心。

他们本应作为提示者，在一个对的时间出现，提醒他的受众应该思考什么。他应该告诉大家，人们的独立思考会绽放出怎样的光辉。而事物的背面是怎样被掩饰在聚光灯之后，成为所谓的黑暗中的勾当。

我们是抱怨了。在电话里，在QQ上，不满的情绪化成数据急速地溢出，我们相互倾诉，却只能妥协。理想在失望中摇摇欲坠。我们握不紧那些残存的灯火，它们在暮色降临之时渐渐地沉没了下去。

周一到周日，我们在网上搜集资料，寻找我们堆砌文章的素材。然后在几个晚上匆匆忙忙完成。然后再用几个夜晚仔细修改每一个字，上交，共同接受一场暴风雨般的批评。

他的文章总是很抒情。辞藻铺陈开来，文字拥有近乎丰腴的色彩，仿佛可以随意采撷。而我却总是被那些老师强迫使用的短句逗乐。

他的女友经常笑话他的文章不像新闻，这个大度的男子从来不辨驳，他只是将求救的目光抛向我。我告诉她的女友什么是新新闻主义写作，真正精彩的新闻往往不是那些小豆腐块可以做到的。

他的女友不能理解，而我们所在的那个写“负面”报道不敢署名的报社同样不能理解。

去采访的时候，我们相互开着玩笑。说道将来一起进南方报业集团，我去《南方周末》，他去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。那时候我们再一起回重庆见我们的老师，告诉他，我们终于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

他离开的前一个星期，他在我的日志后面写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回到梦想的南方。那里，才是我们渴望已久的新中国… ­”

他离开的那个下午，他说，这次的稿件咱们分配吧，你先写一篇，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回来写。

他最后的电话里说，文青，我以后不过来了，你再坚持一下……

我不想记述他离开的原因，甚至我离开的原因。因为我无法做到毫无感情倾向地记叙那段经历。

理想主义者总是很容易找到知己，我们都是在追寻那片土地，追寻我们幸福的路。可是，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，前方的荆棘的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密集。我们也许是真的太懦弱，没办法在伤痕累累中走得太久。但是我始终明白，答案尚未揭晓。而现在，我们却只能互相取暖，度过这些过于漫长的黑夜。

但我相信，终有一天，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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