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罗场

有很多事情就像是突如其来的天气，让我们无能为力，却会轻而易举击碎希望的光明。

我有时候会想，什么才是最坏的事情。与至亲至爱永别，自己心爱的东西被永久地损坏，还是必须离开倾注了自己全部激情和光阴的事业……长平老师“有幸”经历了第三种，在不惑之年与自己为之奋斗了半生的新闻事业挥手告别，这种被迫分离的伤痛尤胜生离死别。也许他更多的失望，源于当他企图用文字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更多有关真相的描述事，却只收获了一波接一波浪涛般汹涌的的冷漠。

这个中国新闻理想主义者的黄埔军校一样有充满黑暗的死角，即使他笼罩的只是体制的边缘。鹦鹉群中是不容许知更鸟的存在的，即使他的叫声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哈哈镜再能照出完美的形象，但它终究不是镜子，它们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。只会让人在谎言中丧失判断力和理性。

我现在向我的朋友们推荐长平老师的这篇文章，其实我更喜欢原先的那个题目，《到处都是媒体》。

我只希望你也通过这篇文章明白，世界上最坏的事情是你丧失了自由的能力，当你不再想，你也就不再拥有希望。

我始终相信，阴霾终会散去，而光明其实也从未离开。而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，就是你能感受到的最近的光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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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平：我的文字，我的思想

【明报专讯】编按：文章以扎实冷静、理性有力见称的内地时政评论人长平，终于也遭踢出媒体建制。昨日，内地新闻人艾墨撰述自长平事件看见「媒体小阳春」时代的终结；今天，由当事人长平亲自剖白，在媒体内的多年博弈，厌倦而后生出的希冀——成为「自媒体」的一员，更是海阔天空。他渴望成为「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，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齿的某个地方」的豹子。明天，则将由新闻记者艾白总论现时的内地媒体生态。

我先后接到两个电话。一个来自行政人员，要求我拿护照去复印一下，说是出国报备的需要。我以为，这是针对报社所有职员的新政策。另一个来自行政总监，像往常一样友好，说是有事要找我谈谈。

坐下来之后，我被告知，经有关部门查实，我多次「私自出国」，违反报社规定，理当处罚。我这才知道，两个电话说的是一回事。查看护照，「私自出国」纯属子虚乌有，大家都有些惊讶，不知道有关部门的工作是如何搞的。又被告知，因我一直写批评文章，报社压力太大，极需「切割」。又建议说，能否「自我冷冻」，一两年不写文章，以保住职位，我拒绝。

对于「私自出国」的误会，我以为至少会得到一个道歉。可是没有，而是「那就交给集团处理吧」。

南方报业做「同样的事」不脸红

隔日执行总编等人约谈。我被告知，南方报业集团已找到「合法理由」，那就是查到和我签订的劳动合同快到期了，因为再也找不到「适合的工作岗位」，不再续聘。

我听完之后，说了三个意思：第一，我对你们找什么理由不感兴趣，因为法律、规章和合同，此时已成，或者说一直都是，「以法治人」的工具。对于此理，当若干地方官员以惩罚谣言为由，跨省追捕揭露其贪腐的网民时，南方报业的媒体，发表了多少报道和评论，获得了多少喝彩，赚得了多少利润？自己做起同样的事情来，怎么就不知道脸红呢？对此，我表示鄙视。第二，我在南方报业前后工作共计十年，三次被要求离职，但是我没有愧对自己的工作。从报社的利益角度看，我也为你们挣名挣利无数。不过，如往常一样，我愿意就我的工作，对诸位个人带来的麻烦表示道歉。第三，不要以为赶走了我，诸位就太平无事了。媒体的本分，就是要拓展言论空间。打压言论自由，受害者是所有媒体人。

这一天是2011年1月27日。年逾不惑的我，再一次失去工作，难免有些忧伤。不过，呆在这个地方，早已令我厌烦，离开也是一种解脱。我年轻时精力充沛，走过不少地方，干过很多工作。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我认为南方报业是一个最好的去处。但是，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，官僚机构及喉舌媒体所有的毛病，它也一样不缺。由于逆淘汰的体制效应，执着于新闻理想者，很难当上领导，当上领导也屡犯「错误」，失去决策中的话语权。这里与其他媒体最大的区别，是中下层编辑记者中，延续一种抗争的传统。他们冒被批评、处罚乃至被赶走的风险，一再地冲撞言论禁区，争取报道和评论的权利。

同情南方报业的人士说，这是他们的无奈之举。真正应该诅咒的，是中宣部某位姓蔡的副部长，他先后下令封杀我的文章，赶我离开报社。我在回答外国记者时说，我不希望冤枉蔡先生，但是假如有证据证明传言，我一定会起诉他，追讨我的工作权利和言论权利。为此，张思之大律师和浦志强律师已表示愿意助我诉讼。然而，这个体制运作的特点就是幕后操作，甚至幕后也不留痕，很难找到法律上的证据。同时，我也困惑于指挥者与行刑者的关系。也许这也只是蔡先生的「无奈之举」？

总是有人问，既然体制如此糟糕，你为什么不主动辞职？我的回答是，中国有这么多问题，很多人不是也没去国外吗？那些高喊「你这么不喜欢中国，就滚到美国去吧」的网民，好像不明白呆在这里是一种公民权利，甚至是一种想要建设好它的使命。当然也应该看到，很多想要改造体制而留在体制内的人，最终都不敌体制的搅拌，成为体制的一部分。

当天下午，我看见twitter和微博里，数以万计的人在讨论我的被解聘事件。我的新浪微博粉丝数量，一天之内增长万余人。有人发起了声援我的联署活动，截至此时已有2471人签名。还有人发起了为我捐赠五毛钱的「新五毛党」运动。这个活动颇有创意，我也乐意确认我的支付宝帐号。到此时为止已收到捐款8559.17元，单笔捐款中绝大多数是0.5元，也就是说有上万人参与活动。

新的博弈诞生了

我并不因此认为，我的读者就一定更多了。三天之后，新浪就受命遮罩了我的微博，并关闭了一些「频繁谈论长平事件」的微博，也不断有新的新闻让网民关注。但是，这显然是一种新的博弈。我意识到，成千上万的网民既是在声援我个人，也是在为自己的言论权利而呼喊。

这让我进一步反思体制的迷思。我以前说过，我并不刻意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重要的是个人的独立意识。我总是记得卡夫卡的小说《飢饿艺术家》的结尾，描述一只关在笼子里仍然活蹦乱跳的豹子，「失去自由对牠似乎都无所谓，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，不仅带利爪，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，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齿的某个地方」。

我渴望做那样一只豹子。但事实上我是受体制教化多年的中国人，不仅受体制压迫，而且被体制绑架。我在说到自己的媒体履历时，通常会略去第一份工作。那是我参与创办的一个为小企业主服务的商情杂志，因为正当其时，需求旺盛，为老板赚了不少钱。我也会略去第二份工作，那是一家综合性的报纸，我从一个转包人那里再承包，出任常务副主编，组织了一帮朋友，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。因为没有拉到广告，两个月就玩完了。

那两份刊物对我的媒体认知和能力，有很重要的塑造作用。尤其是第二份报纸，我每周参与采写深度报道，而且在头版开设时评专栏。为什么我会略去它们呢？因为按照体制的规范，那两份都是「内部刊号」（彼时「内刊」可以公开发行），而且是承包经营，不够正式。他们现在都已不复存在，写下来也颇费解释。另一方面，我去CCTV做过两个月栏目主编，它对我或我对它，都毫无影响，纯属过客，但我有时也会写进简历。我为此感到羞愧。

连自由都带在身边

我在此时回想起头两份媒体工作，是因为在体制看来，它们大概就相当于两个被永久删除的微博帐户，雪泥鸿爪，湮没无闻。体制的教化会让人以为，这些东西毫无价值。事实绝非如此。我的博客和微博都被遮罩了，但是它存在，或存在过，这就是意义，这就是力量。

在被宣布解聘的十多个小时前，我贴出新写的文章《哪儿都是杏坛》，讲我的老友樊阳，一个中学教师，二十年来坚持在家开设免费「人文私塾」，为学生们补充学校教育的阙失。有三年时间，因为没有住房，他带学生在室外草坪上课。这让我想到孔子的「杏坛设教」和释迦牟尼的「初转法LUN」。我感慨说，「只要我们想要分享知识，哪儿都是杏坛；只要我们想要学习，哪儿都是鹿野苑」。

我离开体制内媒体之后，失去的并不是枷锁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戴它；我失去的是一个说话的平台，我曾经把它想像得比实际更重要。现在我想要说，只要我们想要表达，哪儿都是空间；只要我们想要传播，哪儿都是媒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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